法家之前的秦国
秦国经秦穆公之手兴盛过一段时间，地处西陲的它得到属于春秋五霸的荣耀，进入混乱的战国后，秦国被东边的魏国威逼强攻，不断在丧军失地、质子他国，亡国之危不只在外，内部宗室斗争也没停。秦献公一朝，虽有励精图治、强军西征，但始终没有摆脱“诸侯卑秦，丑莫大焉”的境地。秦孝公刚即位时，外面的魏国咄咄逼人、与其他诸国谋划共同瓜分秦国。正是在这种情况，秦孝公没有丝毫慌张，应对完外部危机后，启用商鞅，开始变法革新。早在秦国之前，魏、楚、韩等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不同变法。例如当时的霸主魏国，也是经过吴起变法才开始强盛起来，有了数十年的霸业。
秦国的商鞅变法，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，着眼于治国、强军、立政、改民等等，其内容涉及到经济、政治、民生、军事、民俗等方面。二十年不到的时间，秦国焕然一新，成为一等一的战国强者，列国无不效仿学习。自变法后，秦国一日强过一日，军队一日凶过一日。在那个血气争先的战国时代，并不是只有走秦国的路才能强大，其他国家的治国思想也不差，也能够与秦抗衡。但是为什么只有秦国能完成扫六合、结乱世的伟业呢?商鞅变法是至关重要。
商鞅的农战变法
战争的规模受人类文明的发展影响，由三皇五帝时期、部落时代的几分钟几小时几天，演变到春秋战国至唐宋元明清的动不动数月数年，再到火器昌盛、科技发达的现代，时间又变短。春秋战国的战争规模正不断扩大，耗费时间越来越长，一战而胜的战争越来越少。过去车阵一鼓作气的战争形式已被战术多变的步骑联动、攻防合一的战争取代。随着列国土地、人口、军队、资源、粮食的不断增多，战争时间越来越长。战争逐渐变为比拼国力，比拼粮食储备的多少。桂陵之战历四年，即墨之战历六年，长平之战历三年而决，种种战例。秦军以步兵为主，赵军以骑军称雄，各有千秋，两者之战是强强碰撞，并非白起的无敌或是赵孝成王的无谋，及赵括的纸上谈兵。
孙子曰：“凡用兵之法，驰车千驷，革车千乘，带甲十万，千里馈粮。则内外之费，宾客之用，胶漆之材，车甲之奉，日费千金，然后十万之师举矣。”赵之败不在军队战力，而在两军背后的国力。长平之战是迫于后方粮草无以为继，只能换将打破僵局，否则将陷入不战自溃的窘境。反观秦军，屡次东征、北伐和南讨，从未出现粮草短缺、战士无食的问题。几十万秦军数年鏖战异乡，粮草器械源源不断而来，没有强大国力支撑是不可能。因而这就引出商鞅变法的核心关键：治——富——强——王，战法必本于政胜。商鞅这一施政理念是古往今来、放眼世界的稳健强国霸天下之法。治国使其富，富国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强国，最终完成王天下的伟业。
而这一起的根本在“农”，所谓“国之所以兴者，农战也”，农业兴、国力盛、战力强。因此商鞅提出的变法富强的基石所在“农战”，农服务战，战为农提供土地和人口，两相辅助、相得益彰。好比人类世界的水与火，缺一个都不行。
“农”是强国之保障
商鞅入秦变法前，秦献公执政晚年，东出与魏国争夺河西，发动石门大战因粮草不济，打出明胜暗败的结果。战争已经不是军队一方的简单事宜，不再是士卒武器精良和训练良莠的直观所见，还有各方军队背后国家的综合国力比拼。 《商君书·农战》记载：“国不农，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。”国家不重视农业，与列国诸侯争锋将处于弱势下风口，不能按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发展。只有让农业不断发展，才能适应不断扩大规模的战争需要。秦国贫弱，摆在台面的原因是“地广人稀”，即便是如此，还是有许多流民没有土地给他们耕种，农业难以发展。
针对秦国农业弊病，商鞅决定从几个方面来提高秦人的开垦、秦人对待农事的积极性及秦国人口数量。第一，整顿吏治。吏治是统治天下的基石，影响王朝政令效力的直接对象，因此需要确保官吏能够严格准确地执行中央政令。在此基础，商鞅将全国所有郡县的政令规划权力收归中央，由中央统一下发。从而达到官吏清明、提到百姓积极参与农业生产的目的。
第二，打击贵族。减少贵族阶层在政治、经济和农业等方面上的特权，这样一来就会让侍奉贵族阶层享乐的产业愈来愈少，参与这些产业的百姓越来越少，大量的从业人员可以回到农业生产上。贵族阶层不能在农业上占据特权，直接参与到农业生产中，提高百姓对农业的认同感和重视。
第三，行政法律。商鞅变法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，微观和宏观上掌控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。让不愿生产、缺少生产工具农业土地、犯下刑法的百姓不得不参与农事，为国家粮食的增加出一份力。
第四，重农抑商。这项国策是商鞅认为和后世王朝连绵不断均在使用的。变法的执行者商鞅明确知道：商业的发达会带来国家经济的发展，但同时也会带来国家国力的削减，致使农业不济的后果出现。农少商多，国贫民富粮稀商人富;农多商少，国富民贫粮多商人穷。孰轻孰重，一目了然。具体措施是：“使商无得籴，农无得粜、废逆旅、贵酒肉之价，重其租、重关市之赋、以商之口数使商。”简单地说就是以税收手段限制商业发展，百姓不得参与商业活动，因而只能事农维持生计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：商鞅乃法家，但不是真的放弃商业所以选择抑商的，而是秦国国情如此，这样做是最佳的决定。
商鞅发展“农”的思想方针的实施中，顺便将秦国王权强化，削弱国之蛀虫的贵族特权，提高全国官吏的行政效率和清正廉洁，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非农业人口，吸引周边各国大量的无地之民前来秦国定居等等。如此一来秦国国力大大增强，积蓄下充足的战争资源，农战国策第一步完成。
“战”是强国之道路
商鞅是卫国公族，姬姓，公孙氏，名鞅，因于秦国变法有功受封地“商”，故称商鞅。年轻的时候商鞅喜爱刑名法术之学，向尸子尸佼学习杂家学说，往魏国而去投入国相公叔痤门下，任中庶子。普罗大众观念中商鞅是法家名士，其实他还有兵家圣手的称号和实力。班固在《汉书》把商鞅和吴起等兵家名士列在一起：“吴有孙武，齐有孙膑，魏有吴起，秦有商鞅，皆禽敌立胜，垂著篇籍。”《荀子》载：“齐之田单，楚之庄蹻，秦之卫鞅，燕之缪虮，是皆世俗所谓善用兵者也。”若是只有法家本领，兵家“门外汉”的商鞅怎么可能将秦卒带向举世无敌的高度，得列国“虎狼之师”的凶名，荀子同样不可能赞：齐之技击，不可遇魏之武卒；魏之武卒，不可敌秦之锐士。
春秋战国，烽火连天不休，诸侯逐鹿意欲问鼎中原，重中之重的军事战争，首重谋战、其次军阵，商鞅硬生生走出另一条道路，“强兵”。这一招在根本上提高了国家战力，统率军队的将军才能，显得不再那么的重要。秦国在内部采用高压政策解决各类问题，没有危害和矛盾产生是几乎不可能的，因此商鞅提出：国强而不战，毒输于内，礼乐虱官生，必削。国家内部出现问题怎么办?对外战争，一直战，一直胜。有没有熟悉的感觉?近代欧洲各国和日本，都是因国内产生经济危机等社会矛盾，国家陷入即将崩溃的窘境，便采取对外战争。打得越凶越多，国内矛盾越大越多。大家看近代史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，是不是如此。
“以战养战，以战止战，以战强国，以战富国”，近代强国的先进战争思想，战国时期的商鞅已经采取使用，早了两千余年。商鞅对待战争也是运用了超越时代的主张：对内“竟内仓、口之数，壮男、壮女之数，老、弱之数，官、士之数，以言说取食者之数，利民之数，马、牛、刍藁之数”；对外“兵起而程敌，政不若者勿与战；食不若者勿与客”。秦国军队身上，商鞅还有一个远大并且在不断实现的理想：战必覆人之军，攻必凌人之城。只要迎战就会消灭敌人的军队，只要进攻就能夺取敌方的城市。瞧瞧这话，比“攻必胜，战必取”出现的还早还嚣张。
正因为商鞅是兵家神人，才能让秦之锐士凶名远播，百年不息，何人统军对外征伐无不大胜。秦国的战争，永远是获利的，稳赚不赔的街市买卖。战，掠土夺民，国家和个人都得到好处。商鞅变法下的秦国军事，事无巨细全与军功挂钩，人人充满激情和战意。秦国整个国家都变成一个巨大的战争巨兽，逢战必胜，胜之愈强，这就是秦，以“战”强国。
长平之战案例
长平之战若是加上此后的邯郸保卫战，时间持续长达五年之久，秦国空全国甲士东征，一日军粮都没断。反观赵国，自胡服骑射以后力战四邻并首胜强秦，长平之战与秦全面决战，求山东五国一些军粮都求不到，只要有足够的粮草赵国就能耗下去，将局面打成平局，廉颇不用被换将，赵括不用冒险决战。所以长平之战，赵国不是输在战场，而是输在战场之外的朝堂政治，朝廷诸公不能满足赵之军粮需要。赵，败的不冤枉。
一边是后勤源源不断，一边是军队自给自足;一边是君臣争论不休是战是和，一边是君臣同心斡旋邦交。孰优孰劣明眼人都看得出。商鞅有前言：“战法必本于政胜。”
总结
商鞅变法是秦国崛起的重要契机，是秦国农战国策的根本，是秦之富强的起源。一是战，二是农，商鞅视二者为秦国变法的目标，最终达到强国的结果。
参考文献：《商君书》《汉书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