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余光中大学二年级就开始写诗，这一写就写了60多年。头发虽然写白了，但是名气也越写越大，台湾的学生不知道他还不行。交个女朋友总得从他的诗里头抄两句，不知道他的诗，那太逊了。因为余光中的作品不但列入了教科书，学生们不得不读，而且还成为各种考试的题目，学生们就更不能不了解了。很多学子，随着余光中的诗一块儿长大。但奇怪的是，余光中的诗好像永远写不老。他所使用的文字看起来浅显易懂，但其实深不可测。有人说这得归功于他的文化底蕴。余光中的诗将美学思考、人文关怀、技巧表现，一甲子风起云涌，熔铸于方寸之间。
不仅是诗，就连在诗以外的散文、翻译、评论、编辑等各个领域，余老师都有一手，只要写出来就掷地有声，只要一出版，那肯定流传久远。
1940年抗战期间，余光中那会儿12岁，就读于四川的教会学校，住在借用民宅的校舍里头。父母亲因为工作忙，不能常常来看他，余光中孤零零一个人，特别想家，尤其想念亲爱的妈妈。于是他就开始写信，每封信贴上一张邮票，好像向母亲倾诉了所有的思念之情。
余光中他成长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，乡愁除了居无定所的家愁，也有着国仇民怨。原籍福建永春的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，童年是在南京度过的。抗战期间全家流亡在江苏、安徽一带的沦陷区里，1938年跟着母亲逃往上海住了半年，又乘船经过香港、越南，然后又到了昆明、重庆，绕了一大圈，最后在重庆跟父亲重聚。
日军铁蹄踏过锦绣江山，断了回家的路，又不能常常依偎在父母亲的身边，十几岁的余光中很不安定，于是用邮票做象征，表达他小时候那一股不安定的乡愁。
后来余光中跟随父母从厦门经香港到了台湾，考进台大外文系，并且开始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作品。从台大毕业以后，按照当时的规定，人人都要去服兵役，余光中凭自己所学，在部队做了编译官。
1956年，余光中和范我存女士结了婚，妻子出身书香门第，两人夫唱妇随，和乐融融。余光中是才子，自然多情，那会儿他到了大西洋彼岸，时时思念在台湾的妻子范我存。
算起来余光中曾经三度到美国求学和讲学，第一次在1958年，他的第一个女儿珊珊出生的那一年，他去美国爱荷华大学深造，修习文学创作和现代艺术。太平洋彼岸，每天吃着单调的三餐，在一页又一页的英文书里，思念他的家人。
日军南京暑杀的时候，母亲带着他从江苏逃难。当时距离日军只有几十里地，第二天那个地方就成了沦陷区，惊险万状。
余光中的母亲孙秀君是江苏武进人，晚年在台湾去世，但不得归葬故乡。时间在余光中心里就是单行的路，所有的门都闭上了，没有一扇能让自己回去。
余光中一家当年赴台湾之前，曾经在福建厦门住过一段时间。20世纪70年代，碰巧余光中住在台北厦门街，巷道里头花木扶疏，非常近似厦门的鼓浪屿。诗人兴起了怀旧之感，离开祖国大陆20多年了，可那时两岸关系非常紧张，看来有生之年回大陆绝无可能。就在这种绝望的心情下，诗人饱满的情绪，如同水瓶乍裂，瓶中之水一泻而出。
《乡愁》这首诗，据说就在20分钟之内写了出来。后来有人问余先生为什么才思那么敏捷，短短时间，就写出这么一首好诗。余光中回答：其实不然，写这首诗，我的感情炫酿了20多年，到今天我还记得21岁离开大陆回头看厦门鼓浪屿的情景。
余光中说的话，写的诗，令人感受到大时代之下个人是多么的渺小，只能远望故土逐渐消失在海平线之外。隔绝家园的，竟然只是一湾浅浅的海峡。40多岁的余光中用诗写出了那个时代两岸中国人的苦闷，他的笔风也就此进入另一个更高的阶段。
他早期的诗比较格律化，上承中国文学传统，旁探西洋艺术文化，终于成就了他波澜壮阔、厚重深情的诗风，也使他成为台湾现代诗人的旗手。
他的文学创作在两岸民众之间拥有大批的拥护者，还获得了第二届“霍英东成就奖”。这位在诗歌、散文、评论、翻译各方面，用他自己的话说“创作的四度空间”成就卓著的老人，总计出版诗集21种、散文集11种、评论集5种、翻译集13种，总共加起来50种。不夸张地说，余光中先生，生活在当今，但名字却已经进入了中国新文学的历史。
退休以后的余光中没有休息，仍然笔耕不辍。在《炼石补天六十年》这篇文章里，他自述从年少的“诗孩”写到了“诗翁”。他说，那稚气的少年绝对没有想到，起跳的这颗诗心会一直跳到80岁。60年后坐在窗前写诗，但窗外不再是山，而是茫茫的海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