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，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、新四军，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。
为纪念八路军、新四军成立80周年，中国军网微信特推出专家系列稿件，从不同视角介绍历史上的八路军和新四军。
红军改编八路军(第十八集团军)、新四军后，部队编制、机构设置、人员配备和服装、标志基本都与国民革命军相同。
延安的一支八路军部队在训练。
军服的式样与国民革命军相同
八路军、新四军军服主要品种有军帽、军衣、军裤、军大衣、标志符号等。军帽分单帽和棉帽。常见的单帽为直筒式帽墙，平面圆帽顶，带弧形帽檐和帽围，帽围前端成坡状，后端齐帽顶。帽围两端靠两粒小钮扣结合在一起，在帽墙前面正上方帽围结合的部分缀钉一枚“青天白日”图案的圆形金属帽徽(国民革命军陆军帽徽)。棉帽帽檐与单帽相似，帽围平时系于帽顶，冬季可以放下，下端可达脖颈，用一粒扣和搭绳系住，起到护脖、护耳的作用。
八路军单帽、棉帽。
戴棉帽的八路军被服厂女战士。
军上衣分夏服和冬服，制式相同，各级军官同一制式，为立翻领，对襟单排五粒扣，四个明贴袋，均有袋盖;上面两个口袋袋底为圆形，下面两个为方形;袋口中央各有一颗纽扣;上面两个口袋的袋口与第2粒纽扣平齐，下面两个口袋的袋口与第5粒纽扣平齐。士兵服基本与军官服相同，唯一不同之处是士兵服上衣腰后左右衣缝上各加布袢一个。军上衣不分大小号码，长度一律“二尺五”。经常看到一些照片上八路军小战士、女战士穿着又长又大的军装，像短大衣似的，这都是因为大小号码不分的“二尺五”。当然，条件好时，也专为小战士、女战士作了短小的军装。军上衣左臂佩戴白底蓝字长方形布质臂章，八路军的有“八路”“十八集团军”“18GA”几种，新四军则为“新四军”或“N4A”等。
八路军小号兵穿着肥大的“二尺五”。
军裤，干部为西式裤，裤腰两边各有一个侧袋，右侧侧袋旁有一表袋。士兵为改良中式裤。
军大衣。分官兵两种，翻领，双排扣，衣长及膝盖与足背之间的二分之一处。腰部两旁各有一个暗袋，军官大衣有袋盖，士兵大衣无袋盖。衣后有两根互相搭接的横腰带，缀两颗纽扣，带端互叠约12厘米。横腰带下正中开一衩。军官大衣为长衩，衩之两边折叠，上缀3颗纽扣;士兵大衣为短衩，不折叠，不缀扣。但实际上士兵大衣很少，通常是几人或一个班才有一件，属于公用，夜里谁站岗谁穿。就是军官大衣也不是每人都能发到。
八路军、新四军军服、军帽。
整个抗战期间，八路军、新四军军服的样式大体是固定的，多数部队基本上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军服式样。1944年冬服开始分1、2、3号和特号，按身高配发服装。1945年又分为男军服、女军服。1941年“皖南事变”以后，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些部队取消了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。
军服颜色与用料有较大差别
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抗战影视片，八路军、新四军军服颜色有灰色，有土黄色。有人就说这个不对，或那个不对。实际上，这两种颜色确实都有。由于条件所限，八路军、新四军服装颜色和用料的差别较大。因为抗战时期环境十分艰苦，各个抗日根据地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，就地取材制作军装，而每个根据地所接触到的布料和染色剂都有区别。八路军、新四军的军服颜色、用料也都无法强求一致，一般由各大战略区决定。军服颜色以青灰色、草黄色居多。八路军总部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军服为灰色;陕甘宁边区部队分灰、蓝两种;晋察冀军区部队为土黄色;山东军区夏服为草绿色，冬服为土黄色;等等。总体上看，抗战前期灰色居多，后期多改为土黄色。如八路军第一二○师抗战前期的军服为灰色，1940年后，由于在敌占区买不到硫化青染料，但能从槐树籽等植物中提取出黄色染料，从那时起军服改为黄色。
军服染料主要靠就地取材，灰色多来源于橡壳、烟灰，黄色则主要来源于黄柏根、黄芹、槐子。开国上将王新亭回忆道：“那时候，我们筹集到白布，但买不到染料，便采取土办法，用槐花子染布，做成军衣。虽然布匹染得黄绿不匀，但是，每个新战士都领到了一套新衣，穿起来很有精神，整整齐齐到了部队。”
1941年夏天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还专门以师长刘伯承、政委邓小平的名义向所属部队下达了收集槐子的命令。以一个师的首长下达这样的命令，这在世界军服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
1938年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(右)和邓小平政委合影。
1944年山东军区后勤部《关于被服装具制度的规定》提到，“军服颜色统一，要求保护色，夏季草绿色，冬季土黄色或灰色，要看平原地、山地来分别。”王诚汉上将回忆道：1944年9月5日，在河南省林县临淇镇郭家园，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召开了支队成立暨挺进豫西出征誓师大会。“由于经济困难，再加上部队来自几个单位，支队没有统一颜色的军装，灰色、杏黄色、黄中带绿几种颜色都有，全是土法染制而成的;枪是中正式或三八式，每人身上挎着一个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来的牛皮弹匣，精神抖擞地集合在操场上。”
军服用料以粗布(土布)为主，也有部分细布(洋布)。此外，尚有呢、毛、皮等做军服材料。1943年后，陕甘宁边区部队军服用料较前统一，单衣为“半洋布”，衬衣为“纯洋布”，冬衣为“纯土布”。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的冬服，除用粗、细布做面料外，1944年还曾以皮革为材料制发皮短衣。为便于八路军在敌占区夜间隐蔽行动，冀中抗日根据地1939年冬开展“打狗运动”，冀中军区供给部一次就收购了60万张狗皮，加工制成皮大衣和皮背心，发给部队。战士们穿上后唱道 “狗皮好，狗肉香，吃饱穿暖打东洋，浑身上下有力量!”
穿着粗布军装、佩戴“18GA”(十八集团军)臂章的八路军战士。
军服来源有多种方式
抗日战争时期，由于军事斗争形势和经济条件的限制，八路军、新四军的服装来源，主要由各大战略区部队采取多种方式解决。
国民党政府供给 抗战初期，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，国民党政府曾给八路军、新四军发放过一些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。1937年8月，八路军刚改编时曾拨给4.5万套单、棉军衣，以及帽子、皮带、绑腿、挂包、军毯等军需品。八路军出师华北路过太原时，阎锡山补充了一些弹药和棉衣、棉鞋。1938年改发服装费和部分材料。1939年—1940年，国民党政府减少了供应，只发棉衣和供缝补服装的布料，而且也没有按许诺的兑现。1940年11月完全停供。
部队自行筹措八路军、新四军的被装很大一部分由各部队自行筹措解决。例如，八路军一二〇师在贺龙师长、关向应政委的率领下，于1937年9月8日从陕西开赴晋西北，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。入冬后，1万多名战士还穿不上棉衣。为保证部队过冬，由关向应政委亲自出面，带着宣传部长、供给部长和军实科长到山西临县做工作，在临县商会帮助下，暂借到棉衣1万套、棉被7000条、棉鞋2000双，总算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，渡过了抗战后的第一个寒冬。一一五师独立团，平型关战役后队伍扩编。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，在新收复的山西灵丘、广灵、浑源、阳源和河北的涞源、易县等县城和集镇收购棉花、布匹，由供给处组织当地裁缝店铺突击制做两个月，解决了部队棉衣问题。
军队被服厂生产自制 为了解决被服生产供应，八路军、新四军各军区都建有被服厂、纺织厂、鞋厂等，承担被服装具生产任务，有的做到全部自给，有的部分自给。1939年仅八路军总部被服厂，每日能生产400套单衣，200套棉衣;织布厂每月织布200匹;染布厂每日染布50—100匹。1939年前，八路军全军共办被服、纺织、制鞋等军工厂79个，拥有军工4600人。被服装具厂从1939年后发展较快。到抗战结束时八路军、新四军共创办军需工厂400多个，职工约4万多人，主要设备约9千多台，对于保障部队被服需要，起了重要作用。
晋察冀军区被服厂为前线八路军战士赶制军衣。
根据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 边区和根据地政府为解决部队军需作出了很大贡献。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，从1942年9月，对被服供应实行一元化领导，将中央和军队的纺织厂、被服厂都交财政厅，顺利地完成了下半年的生产任务。共发部队军衣100889套，衬衣17537套，单鞋106361双，棉衣31790套，棉鞋54838双。1943年，边区政府服装制造能力显著提高，为军队生产服装12万套，染布2万匹，弹花20万斤。经过两年的努力，布匹自给率达到70%以上，基本上保证了部队的供应。
抗日根据地群众，特别是广大妇女，为八路军、新四军缝制被服做出了很大贡献。据1942年8月2日第十八集团军后勤部、野战供给部《给各军分区供给处服装缝制工作的指示》，“军鞋的解决基本上应依靠发动地方群众制作”。原新四军直属供给处主任甄子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：部队在服装供应方面，主要靠自己建立被服工厂生产。但有大量鞋子则由地方妇救会发动群众制做，以慰劳部队的名义供给部队。
边区人民为八路军送军鞋。
爱国人士捐助 1938年到1939年，上海市人民开展了群众性的支援新四军运动，组织义演、义卖，共募得数十万元，其中一部分款项买了药品，一部分买了约5万套军衣所需的布匹，有力地解决了新四军将士的就医御寒问题。1938年冬，中华职业教育社“译报”等单位，动员工商界爱国人士踊跃捐献，一次募集了3000多匹布和2万多双胶鞋运送皖南军部。1939年5月，保卫中国同盟在各国朋友和援华机构中开展为新四军伤员募集2万条毛毯的运动。香港爱国同胞还给陕甘宁部队寄来棉背心、皮大衣、胶鞋、毛毯等物资。这些捐献，对艰苦条件下的八路军、新四军犹如雪中送炭，缓解了被服供应上的困难。
部队自己动手，解决服装 1940年后，由于日寇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“扫荡”，造成根据地经济困难，部队供应紧张。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，战士们自己纺线、织布、染布、做军鞋。据八路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回忆：“……被服则全靠自己缝制，每人每年一套或二套单衣、一套棉衣，有的还发给衬衣、帽子、裹腿、子弹袋、干粮袋及被服等，亦做到能够补充缺额，虽然不甚整齐，但亦可保无缺。其余鞋袜手套，战士亦能做到自给，夏天则打草鞋，冬天则用毛织，特别是后方部队，更为普遍。”
八路军干部、战士纺线。
八路军机关干部、战士自己动手缝制棉衣、棉被。
1940年6月24日，一二九师政治部下发《号召各部发起自制毛衣运动的命令》，提出：我们的口号应该是“毛衣、毛袜、毛手套，每人一样一件”“自己织自己穿”“织得好就穿得好”“织得快就穿得快”。部队被装自给率逐年增加，如一二○师被装自给率1941年为8.5%，1942年为12.5%，1943年为21%，1944年为30%。
取之于敌抗日战争时期，战场缴获是八路军、新四军武器装备、军需给养的一个重要来源。八路军、新四军的一部分被装就是利用战场缴获，取之于敌，补充自己。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，重创日军板垣师团的一个辎重队，缴获了大批被装和其他物资，仅军用大衣就足够一一五师每人1件。1941年冬，山东军区铁道游击队奉命截击敌军运列车，缴获1.8万匹洋布，800套军服及军毯等物资，装满了200多只小船。
八路军官兵穿上了缴获自日军的呢子大衣。
1943年初，新四军三师八旅在苏北阜宁县陈集战斗后，战士们头戴缴获的钢盔在战利品前留影。
军服配发标准低，但也很难保证
抗战时期，由于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围，八路军、新四军的被装标准，主要由各大战略区依据当地经济条件、战争环境等因素制定，许多二级军区甚至军分区也制定标准。八路军总部地处太行山区，与一二九师部队执行同一标准。陕甘宁边区部队和党、政、学人员的被装标准，由边区政府制定。晋察冀军区和山东军区相对条件好一些，部队被装标准也较其他军区略高。新四军部队的被装供给标准，由各师制定，标准大体一致。
穿上新军装的八路军小战士。
总的看，由于根据地经济落后，加上敌人破坏和自然灾害等因素，抗战中八路军、新四军被装标准是低水平的，仅能勉强维持部队作战、生活的最低需要。一般每人每年发单衣2套，棉衣1套，单帽、棉帽各1顶，鞋(布鞋)4双左右，有的还发2双草鞋。衬衣、袜子说不准，好年景时发，困难时就不发。大衣、棉被属于奢侈品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发上。除了条件较好的冀中军区，大衣、棉被每人都发，其他军区都达不到。大衣一般是连排干部以上发，战士按比例发，谁站岗谁穿。如一二○师兼晋绥军区1941年每10个人发1件大衣，1943年条件好了，改为每5人发1件。此外还有毛巾、绑腿、腰带、挂包、米袋等，也不是每年都发。
一个乐观、自豪的小八路准备出发，身穿长及膝盖的“二尺五”，身上挂满了毛巾、挂包、水壶、水杯、米袋等。
即便是这样低的标准，也不是都能保证。标准归标准，能不能达到那还两说着。据抗日老兵宋述分(当时是冀中军区二十三团二营战士)回忆：“1939年快入冬时，我们才换上了棉衣，都是灰色军装，军装布都是手纺线织的，线很粗，布厚，但不结实。每个人一顶棉帽子，一套军装，还有棉大衣。这棉大衣没有全发，一个班里头只有三五个人有。没有棉大衣的，给发一条被子，这被子上有个领子，站岗放哨时把被子打开，系上带子披在身上防寒。不管怎样，这防寒的东西也能挺它一阵子。”由于鞋袜供给不足，“因此，战士们在反‘扫荡’战斗中，赤足作战成了见惯不惊的现象。正因为战斗鞋袜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，大大的增加了战场上动作的困难，随之影响到战士们杀敌精神的发扬。”条件较好的冀中军区尚且如此，其他部队就可想而知了。
为了节省，有时不得不延长服装使用期，如一二九师1943年规定，“凡去年冬新领的棉衣、皮衣，无论如何破烂必须照前此规定，用裤面缝补，再穿一年。不得有任何借口……”时任抗大二分校校长的开国中将孙毅回忆道：“我们穿的是黄绿色的粗布军衣。每年一身棉衣，一身单衣，到了春天，棉衣拆去棉花就是‘夹衣’，到冬天絮上棉花又成棉衣。严冬季节，师生们衣被单薄，晚上冻得睡不着觉。我就组织大家把床单缝成大口袋，上山打回柴草塞进口袋里，做成草褥子。”
1945年8月中旬，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、鲁中军区部队发起临沂战役。图为率先突入临沂城内的尖刀班战士。
原新四军二师供给部长胡弼亮回忆：“1939年12月，冬衣还没着落。张云逸指挥知道我们无钱做棉衣，要我到胡服(即刘少奇)处去取钱。我从他那里拿来600元做了棉衣。1940年4、5月份还发不了单衣，干部战士撕去棉衣里的棉花当夹衣，直到端午节才发了第一套单衣，到了中秋节才发第二套单衣。衬衣还是没有办法发下去。战士只有一套衣服，没有替换的。夏天战士到河里洗澡，洗了衣服晒在河滩上，等衣服干了才能上岸。女同志没有替换衣服就更加困难了。”
当时别说普通战士，就是全军统帅、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也只有一套棉衣裤。1939年冬，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奉命来到毛主席的住处杨家岭。萧劲光进屋时，毛主席还躺在炕上盖条棉被批文件。萧劲光知道毛主席一般晚上办公，上午休息。此时见他下午了还在炕上，以为他病了，就问：“主席，你哪里不舒服，要不要我叫医院来人看看?”毛主席笑着指了指火墙旁正在烘烤着的湿棉裤说：“我唯一的一条棉裤洗了，我哪里起得了床哟!起来我就会光屁股。”萧劲光当即表示让人送来一套棉衣裤，被毛主席坚决拒绝了。
这就是拥有几十万党员和军队的领袖!
不仅如此，毛泽东在延安时穿着一套洗得发白，还是补丁摞补丁的军装。大家看了，都劝他换一套新军装，但被他给拒绝了。有一次，同志们就背着他给领了一套新军装。毛泽东发现后，就硬逼着要让大家把新军装给退回去。依旧穿着整整穿了四五年的旧军装。你们知道那条旧军装上到底有多少块补丁吗?一个警卫员数了一下，大大小小，一共有18块!
有这样的统帅，有这样的军队，哪有不胜的道理?
除了毛泽东，不知还有哪支军队的统帅穿过补丁裤子?
由于八路军尤其是一线作战部队军服都很破旧，加之武器装备简陋，被日寇和国民党军蔑称为“穷八路”“土八路”。“穷八路”，三个字道出了八路军、新四军当时对敌斗争环境的艰苦。
不错，他们是“穷八路”，他们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“神八路”，他们是真正的中国脊梁!
整装待发的新四军战士。他们身上衣服、鞋帽的式样、颜色都不统一，但个个神情严肃、斗志昂扬，表现出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!
